伊犁师范学院学报(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版面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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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域研究》2013年第1期


近30年来国内清代新疆屯垦研究综述


自汉代开始,屯垦成为历代王朝治理新疆的重要策略,对维护边疆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清代更是在继承中积极推行新疆屯垦,将其推向新的高峰。清代新疆屯垦不仅影响余波民国,对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西北边疆开发建设也具有历史借鉴作用。近三十年来,在国内的西北历史研究中,对清代新疆屯垦的研究始终是学术焦点之一,成果颇丰。本文就近三十年来清代新疆屯垦研究成果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综述。


一、屯垦政策与管理体制


(一)屯垦政策

新疆屯垦在我国边疆屯垦历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清代继承各代屯垦遗制并开拓创新,在屯垦时间、类型、规模和成效等方面,均超越了前代。作为清朝中央政权的边疆治理策略之一,新疆屯垦政策并非一蹴而就,其确立与完善是经过统治者深入考量与不断践行得以实现的。

华立在《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中清晰梳理了清初屯垦新疆之议在中央统治集团内部、官僚及民间引发的不同反应及最终确立过程,指出清初中央政权内部便存在屯垦新疆策略的争议,直到乾隆时期明确“屯垦开发,以边养边”的新疆屯垦方针,朝野上下的混乱思想才得以统一。[1]1759年,乾隆平定天山南北,统一新疆,西北屯垦的中心转移至新疆,新疆屯垦开始被确定为清政府西北边疆治理的重要政策之一。

就清代新疆屯垦政策的具体发展变迁,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牛海桢、李晓英从屯垦区域层面分析,认为“重北轻南”、“南北兼顾”是清代新疆屯垦政策前、后两期的阶段性特点。[2]王希隆细致论证了这两大特点的发展演变,指出乾隆、嘉庆时期新疆屯垦政策以清廷“以北制南”为原则,新疆屯田布局形成“北重南轻”的局面;道光、咸丰时期新疆屯垦政策的重要转变在于天山南路西四城开始设置屯田,王希隆赞同日本学者佐口透对这一转变的评价:“这意味着清朝统治回部政策的转变的开始”;光绪、宣统时期新疆屯垦政策则主要立足于恢复社会经济。[3]张晓莉对1715~1864年新疆屯垦政策进行分析,认为这一时期新疆屯垦政策及屯垦组织形式的发展演变轨迹为:1715~1755年:以边养边的军屯;1756~1830年:移民屯垦、兵民结合;1830~1864年:重视南疆屯垦。张晓莉提出,清代新疆屯垦政策经历了从“临时性以边养边措施”到“持久性全国经济开发组成部分”的演变,而乾嘉年间将新疆兵屯转向解决全国性社会经济问题的民屯是清代屯垦政策最重大的转变,其意义远超之前各代服务于战争目的的屯垦。[4]

(二)屯垦管理体制

张安福、王春辉指出,新疆屯垦在历代中央王朝中战略地位的不断提高决定了屯垦管理制度在历代王朝行政体系中不断得到重视和加强,清代对新疆屯垦管理的认识已经从前朝各代护边的权益之计转变为长治久安之策;屯垦管理与屯垦绩效相辅相成,新疆屯垦的管理绩效决定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及西北边疆的安全与否。[5]李敏细致论证了清代新疆屯垦管理的具体形式及方法,指出军屯的军事机关管理、民屯的地方行政机关管理及回屯的维吾尔地方机关管理是屯垦管理组织机构的三大系统,在管理实践中按照劳动者的不同分别经营管理,同时实行对管理屯田的地方官和军民的奖惩制度。[6]

近年来,研究者不仅较严密地论证了清代新疆屯垦管理体制的形式、实施过程及特征等问题,也注意挖掘屯垦管理制度的发展动力与机制问题,反映了屯垦研究的深入与细化。张安福提出,清代“新疆屯垦管理制度由军府制向行省制管理过渡”,而“政治预期收益是新疆历代屯垦管理制度变革的外在动因,经济与社会收益则是新疆屯垦制度变革的内在诱因”[7]。在《历代新疆屯垦管理制度发展研究》一书中,张安福以长时段的视野,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探讨了汉代至民国新疆屯垦管理制度的发展、动力和绩效,除重申“政治预期收益”、“经济与社会预期收益”为新疆屯垦管理制度变革的重要因素的观点外,进一步提出“国家战略和实力决定着屯垦管理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程度”[8]。邓德芳、段汉明考察了历代新疆屯垦的时空分布,指出自然影响力和政治驱动力是古代新疆屯垦规模大、时间长、成效明显的核心动力。[9]王春辉明确指出,保障西北边疆安全是屯垦制度完善的外在因素,国家的实力与战略重心是屯垦管理制度完善的内在动力,多种形式的屯垦是完善屯垦管理的重要途径。[10]


二、屯垦类型


(一)屯垦类型的综合研究

对清代新疆屯垦种类的综合性研究以王希隆的《清代西北屯田研究》一书为代表,作者对清代西北地区的兵屯、旗屯、犯屯、民屯、回屯五种屯田形式分别进行研究,认为清代西北屯田在时间、种类、制度、成效方面均超越了前代,对西北边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1]蔡家艺在《清代新疆社会经济史纲》一书中,对清代新疆的各种屯田形式的发展变化进行了探讨,该书资料翔实,将大量屯田数据列举成表,如乾嘉道时期的兵屯情况,乌鲁木齐、巴里坤和伊犁的户屯面积等,展示了清代新疆各类屯垦的发展概况。[12]方英楷的《新疆屯垦史》、赵予征的《新疆屯垦》及《丝绸之路屯垦研究》、马大正等著《新疆史鉴》等书,是新疆屯垦历史研究的综合性著作,这些书中对清代新疆屯垦类型均作了梳理,基本沿袭《清代西北屯田研究》对清代新疆屯垦类型的分类原则。其中,《新疆屯垦》、《丝绸之路屯垦研究》两书涉及清代屯垦类型时,仅描述了乾嘉时期新疆屯垦类型,篇幅简短、论述相对简略;[13]《新疆屯垦史》对清代新疆屯垦五大类型的论述纳入了以地域为基础的论证框架中,突出屯垦的地区异同;[14]《新疆史鉴》结合清代新疆屯垦的五大类型与屯田分布地区论述,其特点是将屯垦的发展阶段、类型与地域有机结合。[15]

(二)各类屯垦形式的专门性研究

在《平准战争中的转输与屯田》及《清代西北屯田研究》中,王希隆探讨了清代新疆兵屯的实施范围、组织形式、主体、生产资料使用与管理、租制与定额纳租奖惩制度、衰落及原因等问题,指出兵屯适应于战争需要,但在和平的局面下,其生产价值难抵国库兵费的消耗,尤其在更具优势的民屯发展下,兵屯在清末衰落[16]。其他研究兵屯的文章还有齐清顺的《试论清代新疆兵屯的发展和演变》,华立的《道光年间天山南路兵屯的演变》,潘文生的《试论清代在新疆的兵屯制度及其历史作用》,张军华的《清乾隆时期奇台地区军屯探析》[17]等。

徐伯夫较早地论述了清代前期新疆天山南北各地民屯的发展和相关制度,从民屯屯户的生产积极性、生产经验、劳动成效等方面论证,认为这一时期的民屯相对兵屯来说更具优越性,但天山以南回部地区的民屯是不成功的。[18]华立探讨清代前期以天山北路为主的移民民屯的形成、制度及意义,对乾隆年间清政府制定移民出关的方针、迁徙措施、安置、民屯实践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证,认为这一时期民屯的发展为天山北路屯垦重心由兵屯向民屯转变及北路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19]鲁靖康通过对清代户屯的开办时间、主体、管理与扶植举措及水利和规模等问题的研究,认为清代的户屯和民屯不可等同而言。[20]

对清代新疆回屯的研究是屯垦类型研究中成果较为集中的部分,王希隆对清代新疆回屯的形成、组织、经营方式、隶属关系、屯垦中心转移及废弛等内容进行了梳理。[21]蒋其祥的《略论清代伊犁回屯——从“塔兰奇”谈起》、王希隆的《清代伊犁回屯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吴元丰的《清代伊犁回屯》[22]等文章,对清代伊犁回屯的兴办目的、分布地点、管理制度、发展变化、作用影响等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杨尘关注伊犁回屯的制度与管理,指出,以往研究中对清代伊犁回屯的人口问题与回屯定编管理的户籍相混,认为伊犁回屯管理办法存在特殊性,不能按通常的封建租佃式体制认识。回屯的定编户籍与伊犁阿奇木管理体制下的社会户籍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不能等同而论。[23]在此后的《清代伊犁回屯的屯田体制问题》一文中,杨尘进一步指出,伊犁回屯是清代伊犁将军直接管理下的屯田组织之一,其屯田体制既不同于兵屯的军、屯两兼的体制,也不同于民屯的自营体制,属于官屯体制,具有相对特殊性。[24]齐清顺考证清代伊犁回屯维吾尔农民的收获量及向官府交的赋粮数额,他认为在“定额租制”下,伊犁回屯维吾尔农民的负担并不重,这是伊犁回屯长期发展比较稳定的主要原因。[25]

王希隆在《清代西北屯田研究》中对旗屯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指出清代新疆八旗屯田始于嘉庆年间,对伊犁满、蒙驻防八旗屯田与锡伯、察哈尔、索伦、额鲁特四营屯田的建立、制度演变、兴衰等问题进行了分析。相关研究文章还有王希隆的《清代新疆的驻防八旗与“旗屯”》,贺灵的《伊犁新满营的组建及巩留旗屯》,周学锋、孟楠的《清代伊犁满营旗屯探讨》等。[26]

王希隆在《清代西北的犯屯》及《清代西北屯田研究》中对清代新疆犯屯的发展、分布、遣犯屯田制度及屯田遣犯的生活进行了探讨。[27]之后,未见有关清代犯屯的专门性研究文章。

吴元丰对清乾隆年间伊犁遣犯为民后的屯田进行研究,论述了伊犁发遣罪犯的安置形式、发遣罪犯期满为民后的屯田纳粮情况及对遣犯为民后屯田的管理制度。认为伊犁遣犯为民后的屯田具有双重特性,具备民屯的主要特征,应属民屯。[28]赵海霞指出以往学者将商屯作为民屯的构成部分,未进行独立研究,清朝收复新疆后,商屯作为屯田的一种形式在天山北部的巴里坤、乌鲁木齐、伊犁等地展开,张格尔之乱后,商屯在天山南路得到发展。商屯促进了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天山北路的城镇随之兴建,同时大量内地商民的进入也改变了新疆的民族成分和格局。[29]


三、屯垦的作用与影响


关于清代新疆屯垦作用、影响的研究,目前学者的研究角度较为全面。大多数学者认可清代新疆屯垦在解决边疆军需供应、保障西北边疆安全、开发新疆经济、促进民族融和、加强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相关文章有王茜的《论乾嘉年间的新疆屯田及其历史作用》,李敏的《论清代新疆屯田的重大历史作用》,张安福的《中国历代西北边疆安全体系下的屯垦戍边策略选择》等。[30]也有学者在肯定清代新疆屯垦积极作用的基础上指出这一时期屯垦的经验教训,突破了大多数学者对屯垦作用一边倒式的赞扬,如董琳指出,重北轻南的经营方针使南疆动乱叠起,北路经营不平衡给沙俄入侵造成可趁之机,兵屯对边军战斗力造成负面影响。[31]张晓莉指出,清朝在新疆实施重北轻南的屯田战略形成的屯田格局具有不平衡性,在促进北疆经济发展、民族融和、抵御北部沙俄威胁的同时,造成西北疆域收缩和南疆民族冲突的隐患,成为清代屯田布局的败笔。[32]

近些年来,一些学者或创新视角,或结合农业史、经济史、环境史、民族史、人口史等不同学科,探讨屯垦的相关影响。马大正在《新疆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提出,西域屯田绩效与经略西域的成功与否息息相关。明确指出:“屯垦兴,则边境宁,西域兴;屯垦衰,则西域乱,外患内忧,民不聊生。”[33]彭修建的《19世纪后期新疆危局的策略应对与屯垦发展研究》指出道光以后新疆屯垦事业废弛,导致19世纪末期新疆面临内外危局,此危局的成因与清政府对危局的处理都反映出新疆屯垦事业与西北安防存在内在机理,一方面,军屯可在短期内有效解决西征军队的粮饷供应;另一方面,以民屯为主的屯垦发展与新疆稳定产生长效循环。[34]张安福的论著《清代以来新疆屯垦与国家安全研究》对清乾嘉时期北疆屯田与社会发展、19世纪前期南疆屯田与社会发展及19世纪后期新疆安全危机与屯田兴废的史实进行分析,指出清代西北边疆的社会稳定及国家安全皆与屯垦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即清代新疆屯垦“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国家西北边疆安全和新疆社会稳定”[35]。

在屯垦与农业发展的关系研究方面,齐清顺探讨了清代新疆包括各类屯田地区人口、粮食产量、农业劳动生产率、生产技术等问题,认为清朝在新疆屯田使新疆农业得到了大发展,农业实力的增强主要是依靠耕地面积的扩大,农业劳动生产率高于全国(北方)平均水平。[36]华立将屯垦作为清代新疆农业经济发展子系统,进行全景式研究,探讨了清代新疆农业移民与屯田发展、屯垦与北疆、南疆农业区的形成与扩展等问题,强调了屯垦对推动清代新疆农业开发的重要作用。[37]鲁靖康、樊志民从农业发展角度反思了农史学界对屯垦的传统认识,认为清代新疆屯垦对新疆农区拓展、农业结构调整及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屯垦使新疆与内地旱作省份的差距缩小。[38]

关于屯垦与经济开发的关系,樊根耀认为经济因素是新疆稳定与发展的基础,他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新疆屯垦,“特别是从经济开发的角度去研究屯垦及其与地方经济相互作用的规律”是有必要、有价值的,而目前从经济角度对新疆屯垦的研究比较薄弱,他认为,清代新疆屯垦重北疆而轻南疆,内地先进农业生产方式的引入初步改变了北疆的游牧经济形态,农业经济取代游牧经济是新疆屯垦对于内地经济产生影响的重要标志。[39]

屯垦与环境的关系。台湾学者刘翠溶、范毅军以环境史的新视角探讨清代新疆屯垦,着眼于清代新疆屯田活动与环境的互动,从四个方面考察了两者的关系:其一,用地理信息系统呈现屯田在时间与空间上分布的变化;其二,从财产权的观点分析屯田制度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变的趋势;其三,叙述屯田造成的人为景观;其四,探索新疆环境变化。[40]两位学者的研究角度新颖、资料丰富、图文并茂、结论中肯。张莉亦从环境史角度切入,探讨乾隆年间天山北麓农业开发中屯垦发展、屯垦移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指出乾隆二十三年后,大规模的农业开垦使天山北麓地区的地理景观发生巨大改变,出现农业聚落和绿洲农业景观。[41]

屯垦与民族人口的关系。杨琰认为由于清代新疆屯垦政策使大批少数民族移居新疆,同时屯垦又使农业的发展能够养活更多人口,从而使新疆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增加,分布范围更广,人口流动性也随之增大。[42]值得注意的是,评价清代后期新疆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的变动、分布格局及流动性与屯垦之间关联性的大小需谨慎且应综合考虑政治、军事等多种要素。


四、屯垦人物、文化研究


(一)屯垦人物研究

20世纪80年代对清代屯垦人物的研究以林则徐、刘锦棠等知名人物为主,如殷晴的《十九世纪中叶新疆农垦事业的发展——兼论林则徐等人在新疆开发建设上的地位和贡献》,汤代佳的《刘锦棠新疆屯垦述略》等。[43]张丹探讨了在清代新疆屯田开发中内地汉人的作用,指出清代新疆屯垦对边防安全和国家统一意义重大,其中汉族绿营兵丁的兵屯和以空前规模进入新疆的汉族民众的民屯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但在经济上开发了新疆,也促进形成新疆多民族居住格局,使汉文化在新疆广泛传播。[44]张安福、王春辉在《西域屯垦人物论稿》中以屯垦人物为主线,贯通了古代新疆屯垦历史。该书研究了新疆屯垦的重要人物在戍边中的日常活动、心理状态、主要成就及其社会影响等,指出清代自额敏兴办回屯起至清末陶模募民兴屯,诸位兴屯领导人物将新疆屯垦推向了发展的高潮。[45]该书以人物为主线的论述略显单薄,其一,关注了精英式的“大人物”,忽略了参与实践的草根式“小人物”;其二,论述时缺乏屯垦人物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如国家政策、地方环境等方面的结合。

(二)屯垦文化研究

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将清代新疆屯垦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下的区域多元文化的构成进行研究。王小平、安晓平在《论新疆屯垦文化的特征及其在新疆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一文中对新疆屯垦文化进行了界定,指出屯垦文化推动了新疆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新疆各民族文化及新疆与内地文化的互补性认同,加强了新疆文化的国家认同。[46]孙玉梅探讨了城市建筑文化、制度文化、民间民俗文化、流人文化等清代新疆屯垦文化的次生文化代表,强调屯垦文化在增进新疆多民族文化融入中华文明方面的作用,指出清代新疆的屯垦戍边促进了新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下的区域多元文化共存局面的形成。[47]仲高在认同新疆屯垦文化的基础上,对锡伯营旗屯文化进行了研究,认为以锡伯营旗屯文化为代表的旗屯文化是清代新疆屯垦文化的分支,是清八旗制度的官方文化与锡伯族传统文化的混合二元结构文化,在保存锡伯族传统文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48]


总体而言,近三十年来国内有关清代新疆屯垦的研究成果,体现了学者研究角度的不断扩展和研究层面的逐步深入,这些成果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其一,在史料使用上,研究者采用清代相关汉文文献史料,对清代新疆屯垦时空发展图像进行全景式描述,部分学者利用文献史料开展专题性考证,通过挖掘数据资料尝试量化研究,实现了对清代新疆屯垦汉文文献史料的充分利用。与此同时,也反映出研究者对非汉文史料(如维吾尔文文献、满文文献、外文资料等)、非文字资料(如绘图资料、文物等)的整理与运用的不足,后者或将是未来屯垦研究取得突破的“新的”研究基石。其二,从研究方法来看,学者多采用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展示清代新疆屯垦的发展历程,定性研究特点突出。近年来,清代新疆屯垦研究开始运用历史学定量研究方法和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获得了一些较有新意的成果,这也将是屯垦研究的发展趋势。其三,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对清代新疆屯垦的研究是多角度多层面的,但仍有一些领域有待深入研究,如对伊犁之外新疆其他地区特别是对南疆屯垦的研究、新疆各民族对屯垦政策的态度的研究、新疆各民族与屯垦移民关系的研究等等。

[1] 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修订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8~45页。

[2] 牛海桢,李晓英:《清代西北边疆屯田政策与经济开发》,《石河子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3] 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9页。

[4] 张晓莉:《清代新疆屯田布局对我国西北安全的影响》,《石河子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5] 张安福,王春辉:《新疆历代屯垦行政管理体制的演变及因素分析》,《新疆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6] 李敏:《论清代新疆屯田的重大历史作用》,《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

[7] 张安福:《清代新疆屯垦管理制度发展研究》,《石河子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8] 张安福:《历代新疆屯垦管理制度发展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第91~103、194~199页。

[9] 邓德芳,段汉明:《古代新疆屯垦的时空分布特征与动力机制分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10] 王春辉:《新疆历代屯垦管理制度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11] 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前言。

[12] 蔡家艺:《清代新疆社会经济史纲》,人民出版社,2006年。相关内容散见于该书第126~173(第二编第二章第一至第三节)、245~251(附表2-1至2-5)、281~290页(第三编第二章第一节)。

[13] 赵予征:《新疆屯垦》,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页;赵予征:《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5~203页。

[14] 方英楷:《新疆屯垦史》,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9年。相关内容散见于该书第611~706(第十章第四至第八节)、781~873页(第十一章第三至第六节)。

[15] 马大正等:《新疆史鉴》,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9~421页。

[16] 王希隆:《平准战争中的转输与屯田》,《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

[17] 齐清顺:《试论清代新疆兵屯的发展和演变》,《新疆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华立:《道光年间天山南路兵屯的演变》,《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潘文生:《试论清代在新疆的兵屯制度及其历史作用》,《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8期;张军华:《清乾隆时期奇台地区军屯探析》,《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7期。

[18] 徐伯夫:《清代前期新疆地区的民屯》,《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

[19] 华立:《乾隆年间移民出关与清前期天山北路农业的发展》,《西北史地》1987年第4期。

[20] 鲁靖康:《清代伊犁户屯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2011年第1期。

[21] 王希隆:《清代新疆回屯》,《西北民族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22] 蒋其祥:《略论清代伊犁回屯——从“塔兰奇”谈起》,《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王希隆:《清代伊犁回屯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2期;吴元丰:《清代伊犁回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3期。

[23] 杨尘:《伊犁回屯的定编管理体制琐议》,《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

[24] 杨尘:《清代伊犁回屯的屯田体制问题》,《中国农史》1999年第2期。

[25] 齐清顺:《清代伊犁回屯赋率辨——从〈新疆简史〉中的一则注释谈起》,《西域研究》2007年第2期。

[26] 王希隆:《清代新疆的驻防八旗与“旗屯”》,《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贺灵:《伊犁新满营的组建及巩留旗屯》,《满族研究》1991年第3期;周学锋、孟楠:《清代伊犁满营旗屯探讨》,《石河子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27] 王希隆:《清代西北的犯屯》,《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

[28] 吴元丰:《清乾隆年间伊犁遣犯为民后的屯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4期。

[29] 赵海霞:《清代新疆商屯研究》,《西域研究》2011年第1期。

[30] 王茜:《论乾嘉年间的新疆屯田及其历史作用》,《新疆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李敏:《论清代新疆屯田的重大历史作用》,《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张安福:《中国历代西北边疆安全体系下的屯垦戍边策略选择》,《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31] 董琳:《清代新疆移民屯田的历史作用与教训》,《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32] 张晓莉:《清代新疆屯田布局对我国西北安全的影响》,《石河子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33] 马大正:《新疆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2006年第2期。

[34] 彭修建:《19世纪后期新疆危局的策略应对与屯垦发展研究》,《石河子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35] 张安福:《清代以来新疆屯垦与国家安全研究》,第1~2(绪论)、84~86页。

[36] 齐清顺:《清代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

[37] 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修订版),相关内容散见于该书第38~207页(第二章第三节、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

[38] 鲁靖康,樊志民:《清代屯垦对新疆农业发展的影响》,《西域研究》2009年第2期。

[39] 樊根耀:《论古代新疆屯垦的经济意义》,《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40] 刘翠溶,范毅军:《试从环境史角度检讨清代新疆的屯田》,《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7年第8卷。

[41] 张莉:《从环境史角度看乾隆年间天山北麓的农业开发》,《清史研究》2010年第1期。

[42] 杨琰:《清季新疆屯田对当地少数民族人口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43] 殷晴:《十九世纪中叶新疆农垦事业的发展——兼论林则徐等人在新疆开发建设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汤代佳:《刘锦棠新疆屯垦述略》,《西北史地》1998年第3期。

[44] 张丹:《内地汉人在清代新疆屯田开发中的作用》,《河海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45] 张安福,王春辉:《西域屯垦人物论稿》,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第138~232页。

[46] 王小平,安晓平:《论新疆屯垦文化的特征及其在新疆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塔里木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47] 孙玉梅:《清代新疆屯垦文化研究》,《新疆地方志》2011年第3期。

[48] 仲高:《清代伊犁旗屯文化透视》,《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作者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西北历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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